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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DEC制定全新内存标准SPHBM4:秒杀DDR5/GDDR7 逼近HBM4

JEDEC组织正在抓紧制定新的内存标准“SPHBM4”(标准封装高带宽内存第四代),只需512-bit位宽即可实现完整的HBM4级别带宽,同时兼容传统有机基板,从而提供更大的容量、更低的集成成本。可以说,它是介于传统DDR与新型HBM之间的一种内存,可填补HBM在诸多市场的空白,但不会用于显卡而取代GDDR显存。

HBM内存一般采用1024-bit或者2048-bit位宽,从而拥有无可匹敌的性能、带宽与能效,但如此超高位宽也会占用大量宝贵的芯片面积,不仅限制了单颗堆叠数量、封装容量,还进一步制约了单个AI加速卡的性能、计算集群的整体算力。

SPHBM4采用了4:1串行技术,从而将位宽从2048-bit降至512-bit,同时保持同等带宽,依然远胜DDR5。

不过,JEDEC并未明说,这是将数据传输率提升至原有的4倍(32GT/s),还是引入了更高频率的新型编码方案。

SPHBM4封装内部使用了业界标准的基础Die、HBM4 Die,从而确保单个堆叠的容量看齐HBM4、HBM4E,最高可达64GB,并简化了控制器设计、整体封装结构,降低了成本。

理论上讲,SPHBM4的容量甚至更高,可以达到HBM4的四倍。

你可能回想起HBM作为显卡显存的日子,SPHBM4会不会成为新的显存?

显然不行。

这是因为,SPHBM4的首要设计目标是达到HBM4级的带宽,保证性能和容量,而不是控制成本和功耗。

SPHBM4的成本显然低于HBM4、HBM4E,尤其是可以不使用昂贵的中介层,但仍然是堆叠式设计,自然要比普通DRAM芯片更贵。

同时,它还需要配套的基片接口、TSV硅通孔技术、先进封装集成技术,不可能在成本上降到GDDR的级别。

所以,在显卡使用一颗SPHBM4取代多颗GDDR6/7,反而会更贵,性能提升效果却不会太明显。

∞ 大众汽车88年历史上首次关闭德国生产线

大众汽车将于周二之后停止在德累斯顿工厂生产汽车,这将是这家汽车制造商88年历史上首次关闭在德国的生产线。由于市场销售疲软、需求低迷,以及美国关税对美国市场销售造成压力,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面临现金流压力,而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也因此关闭。


德累斯顿工厂已成为大众汽车电气化进程的象征,最近生产的车型是纯电动ID.3 © EPA

大众汽车一直在努力分配未来五年约1600亿欧元的投资预算,因为预计汽油发动机汽车的使用寿命会更长。这项每年更新的滚动预算近年来已被大幅削减。2023年至2027年期间的预算金额为1800亿欧元。

这家汽车制造商的首席财务官阿诺·安特利茨 (Arno Antlitz) 在 10 月份表示,该公司 2025 年的净现金流可能略微为正,此前预计该项净现金流接近于零。然而,分析师表示,这家汽车制造商仍将面临进一步的压力。

伯恩斯坦分析师斯蒂芬·雷特曼表示:“2026年现金流肯定会面临压力。”他指出,这家汽车集团正在寻求削减开支和提高营业利润的方法。

雷特曼表示,大众汽车正面临“广泛的”挑战,化石燃料发动机预期寿命延长,需要新的投资。“你必须着眼于新一代汽油技术,”他补充道。

联合投资公司(Union Investment)的投资组合经理莫里茨·克罗嫩贝格(Moritz Kronenberger)表示,大众汽车的一些支出计划必须被削减。他说,为了实现大众汽车的投资目标,“必须从计划中剔除其他一些想法和项目”。

自 2002 年投产以来,德累斯顿工厂生产的汽车不足 20 万辆,不到大众汽车沃尔夫斯堡中央工厂年产量的一半。

此举标志着大众汽车在削减德国产能的计划上迈出了一小步。这些调整是去年与工会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还将导致大众品牌在德国裁员3.5万人。

大众汽车品牌负责人托马斯·舍费尔本月表示,关闭生产线的决定并非“轻率”做出,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必要的”。

该工厂旨在展示大众汽车的工程实力,最初的任务是组装高端车型大众辉腾。辉腾于 2016 年停产后,德累斯顿工厂成为大众汽车电气化努力的象征,最近生产了纯电动车型 ID.3。

该地块将出租给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用于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芯片研发的研究园区。

大众汽车与该大学承诺在未来七年内向该项目投资 5000 万欧元,同时这家汽车巨头表示,将继续利用该设施向客户交付汽车,并将其作为旅游景点。

∞ 一家机器人公司要破产了

这一幕还是来了。近日,美国机器人公司iRobot在递交给SEC的文件中首次承认:公司现金流几近枯竭,总负债超过3.5亿美元(约25亿元人民币),而手头现金仅余2480万美元。如果2026年1月15日前无法与债权人达成展期或再融资协议,公司将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

成立于1990年,iRobot是全球最早将机器人带入家庭生活的企业,巅峰时期全球市占率超过80%,市值一度冲破40亿美元。然而伴随石头、云鲸、追觅等中国扫地机器人的凶猛出海,一代鼻祖也扛不住了,这几年业绩不断恶化,甚至跌入资不抵债的窘境。

令人惊讶的是,现在iRobot最大的债主正是其代工厂——来自中国深圳的杉川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杉川)。兜兜转转,中国制造依然是最强对手。

扫地机鼻祖,爆雷了

iRobot一度是科技改变生活的典范。

故事追溯到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Rodney Brooks与两位得意门生Colin Angle、Helen Greiner共同创办了iRobot,立志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创业初期,为了维持公司运营,几位创始人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和信用卡融资,担任公司CEO的Colin Angle更是带领团队四处寻找外包项目,相继研发出探月、排雷等机器人,并拿到了稳定的政府订单,由此开始崭露头角。

2002年,iRobot正式推出家用扫地机器人Roomba。这款产品让“机器人进入家庭”从概念变为现实,iRobot也由此被尊为扫地机器人的“开山鼻祖”。售价199美元,Roomba上架第一年就卖出了5万台,到2005年销量破200万台。

也是在2005年,iRobot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开盘即涨超20%。在那个硬件公司并非主流的年代,这样的表现称得上惊艳全场。2016年,iRobot还来上海开了办公室,将全球业务扩展到了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Roomba几乎成为家用扫地机器人的代名词,横扫美国乃至全球的扫地机器人市场,母公司iRobot股价也随之攀升,到2021年一度飙涨到133美元,最高市值超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0亿元)。


然而巅峰之下,早已暗流涌动。随着全球市场竞争加剧,iRobot的地位渐渐被后来者撼动。2021下半年起,其毛利率便一路下滑,财务表现愈发惨淡,2022年开始由盈转亏。

为缓解危机,iRobot多次尝试自救,曾寄希望于卖给亚马逊——2022年8月,亚马逊拟以每股61美元、总价约17亿美元(约合120亿元人民币)收购iRobot。在监管审查期间,目睹iRobot愈发糟糕的景况,亚马逊强势下调报价,不过最终交易还是以失败告终。

希望泡汤,这家机器人鼻祖公司业绩每况愈下,不仅裁掉了一半的员工,就连CEO Colin Angle也选择离职。面对几近触底的业绩,iRobot不得不在财报中承认,已连续亏损11个季度,对自身“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问”。其股价也是一泻千里,从历史高点差点跌穿2美元,市值蒸发超96%,岌岌可危。

走在破产的边缘,iRobot现在还面临着集体诉讼,被指控在业务前景方面误导投资者。一代扫地机器人开山鼻祖沦落至此,令人唏嘘不已。

为何陨落?

事情远比想象中严峻。

最近iRobot向SEC递交的文件中披露:2025年11月24日,iRobot的主要合同制造商Picea通过其子公司Santrum收购了iRobot总额1.91亿美元的未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由此成为iRobot的主要债权人。

此外,截至同一时期,iRobot还欠Picea/Santrum 1.62亿美元的产品制造费用,其中9090万美元已逾期。两笔债务合计3.52亿美元(约25亿元人民币)。

但iRobot的处境已是相当窘迫。截至今年三季度末,iRobot现金余额仅剩2480万美元,同期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1.04亿美元。此阶段,公司总资产4.81亿美元,总负债5.08亿美元——也就是说,iRobot之于Picea/Santrum的负债已占其总负债的70%以上,股东权益为负2680万美元,技术上已是资不抵债。

Picea/Santrum,正是来自中国的深圳杉川机器人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6年,深圳杉川是一家扫地机器人技术与服务供应商,2020年入选“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次年通过南山区总部企业认定。业内有一个说法:全球高端扫地机器人市场里,每十台就有三台来自深圳杉川。

自成立起,深圳杉川便立足全球市场。公司官网披露,其扫地机器人年产能超850万台,历史累计交付超两千万台,2025年居扫地机器人解决方案领域第一,其合作品牌包括小米、海尔、飞利浦等知名品牌,当然也包括了此次风暴中心的iRobot。

换言之,深圳杉川既是iRobot的代工厂,也是其最大的债主,拥有随时启动违约救济或破产清算的主动权。

失败的种子也许早已埋下。

回想iRobot早年的成功模式,其主要依赖高价硬件销售和持续更换耗材(如边刷、滤网等)从而获取高利润。潜移默化间,其在产品创新层面的敏感度总是慢一拍,自2002年Roomba问世后,并未再出现颠覆性新品,仅在现有产品上小幅迭代。

更为硬伤的是,在技术路线上,这家扫地机器人鼻祖一直守旧。当科沃斯、石头、追觅等中国品牌早早采用 “激光雷达+AI避障” ,提升清洁效率和智能体验时,iRobot还在坚持自家的视觉导航技术,对用户关注的新需求响应迟钝。

缺乏对应的技术优势,iRobot却依然定位于高端,性价比失衡,导致用户流失惨重,原本占领优势的市场也一步步被侵蚀。时至如今,这位扫地机器人“老师傅”的全球市占率仅7.9%,早已被挤出前五,站在了悬崖边上。

不敌中国对手启示录

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大洋彼岸的对手。

回想多年前,iRobot刚刚创造出Roomba时,中国的扫地机器人市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直到2018年以后,以科沃斯、石头科技、追觅、云鲸、小米生态链等为代表的中国扫地机器人公司凶猛崛起,它们以更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更创新的技术应用和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不仅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更扭转了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格局。

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累计出货量达1126.3万台,同比增长16.5%。而在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TOP5榜单中,中国品牌占据4席。其中,石头科技以20.7%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一,科沃斯、追觅、小米紧随其后——4个中国品牌撑起了全球扫地机器人江湖的半壁江山。

这背后是中国强大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支撑,尤其是在以集群效应著称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传感器、电池、电机等多个完整产业集群遍地开花。如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在30公里内便能基本完成从设计到量产的闭环。

这种深度集聚的产业生态,极大地压缩了物流与沟通成本,使得从技术构想、样品试制到大规模量产的速度远超海外竞争对手,从而将供应链的效率优势直接转化为产品迭代与市场反应的速度优势。正如一个鲜明对比:iRobot发一款新品,周期可能长达2-3年,而中国品牌的迭代速度通常在6到8个月。

这一幕远不止于扫地机器人这一单一品类。放眼全球市场,不管是迅速走红的泳池清洁机、智能割草机,还是日益普及的3D打印机、教育陪伴机器人,越来越多智能硬件的背后都有中国制造的影子。

也正因如此,大疆、影石、安克、正浩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品牌崛起,并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它们撕去了中国硬件“山寨”“低廉”等标签,也彻底重塑了世界对“中国制造”的想象力。

想起招银国际资本总经理周可祥在今年清科年会上最新分享,中国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天然禀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强大的工程化能力、规模化生产优势、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庞大的内需市场,这些要素决定了制造业巨头必然在中国诞生。

浩浩汤汤,全球科技江湖的叙事正在被改写。

∞ 哈佛最新调查:59%被访者感到被AI威胁 超半数离不开

年轻人一边狂用AI,一边又担心被它取代。哈佛最新民调显示:59%的18–29岁受访者认为AI正在威胁他们的未来。效率越高,安全感越低,这代人被迫提前长大。

你上一次用ChatGPT,是多久前的事?一天?一小时?或者刚刚就开着它写东西?

不管你承不承认,AI早就从科幻电影里走入现实,渗透现实,甚至重塑现实。

当AI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创意、文案、编程甚至金融分析等领域时,一种复杂的、纠结的情绪正在年轻一代中蔓延。

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

明明离不开AI的帮助,可每次看到它把事情处理得又快又准时,心里都会闪过一瞬间的不安——那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最新一份哈佛青年民意调查,把这股情绪赤裸地摆上了台面。


这种“既害怕又使用”的双重态度,折射出了现代职场生存的真相。

一代人的未来感,在数据里变得脆弱

当AI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一代正站在焦虑与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

年轻人常常是拥抱新技术的先锋群体。35%的受访者表示,会定期使用像ChatGPT或Claud这样的大模型。

高达52%的人信任AI,并将其用于完成工作或学校任务。


不同年龄段每天使用AI的比例对比。18–29岁的年轻人是最频繁、最熟悉AI的群体:53%每天使用一次以上,远高于65+的30%。

然而,在积极采用的表象之下,是深刻的职业危机感。

最新的哈佛青年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有59%的美国年轻人认为,AI会威胁他们的工作前景。

其中26%的年轻人认为威胁“非常大”,33%认为“有一定威胁”;只有23%的人觉得AI不会对他们的未来造成影响。


不仅仅是饭碗不保,年轻人对职业价值的期待也受到了巨大冲击。

44%的人认为AI会让未来的工作变得更没意义。

同样有44%的人觉得AI会拿走机会,而不是创造新的。

可是更矛盾的是,52%的年轻人信任AI帮他们完成学校或工作的任务,35%已经经常使用ChatGPT、Claude这类LLM。

一边害怕被它取代,一边又离不开它。

这种“依赖和恐惧同时存在”的状态,第一次被大规模记录下来。

数字没有给出答案,但它们拼出的未来很清晰—— AI正让一整代人的未来感开始松动。

在AI面前失去安全感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工作焦虑,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指向的并不是“怕失业”,而是“不可替代性正在变弱”


美国公众对 AI 的情绪变化(2021–2025)。随着AI 加速发展,“更担心than excited”的比例持续增长,2023起稳定在50%以上。

这才是他们焦虑的真正来源。

被AI藏起来的“过程”

写报告、查资料、整理任务、总结信息这些过去需要时间积累的能力,现在被AI几秒钟完成。

年轻人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所谓的具有专业性的“做事方式”,正在被工具快速接管。

“工作会变得没意义”不止是字面意思,更像是发问:

如果我做的这部分被AI轻松完成,那我的意义在哪里?

过程消失,价值也跟着一起变得模糊。

AI让同质化更加严重

AI的使用率越高,越会有一个共性——写作、表达、分析方式,逐渐趋同。

对于正在努力建立“专业差异感”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趋同最容易引发心理上的塌陷:

别人用AI也能做出来,我的这一份,到底有什么不同?

年轻人觉得AI会让机会减少,本质上就是一种“竞争优势被平均化”的直觉。

存在感被反向削弱

年轻人使用AI时,很少是冲着“替代”去的,可是每当看到模型跑出结果时心里冒出来的那句:

它可以自己完成,它不需要我。

越来越难忽略。

一边离不开AI,一边又觉得未来机会减少、意义降低。

这种“依赖”和“被威胁”并存的状态,让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

AI不只是一个工具,它正在重写他们衡量自己的方式。

衡量标准不是“能不能做好”,而是“有没有必要做”。

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日常使用AI的过程中,被一点点放大。

数字只是一种衡量的指标,真正的冲击,则来自一种正在悄悄形成的共识——

在未来,工作会继续存在;但那个位置,未必永远属于某个具体的人。

真正的不安,未来被“重新分配”

数字并没有直接说“AI会取代谁”,但它们隐约指向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未来的价值结构正在被悄悄调整。

在过去的职场,年轻人的优势往往来自可量化的能力。

写得快、学得快、愿意加班、愿意苦干;在同一套流程里比别人更细致、更投入、更能扛压。

可是当AI把这些“可重复的能力”一点点模仿以后,年轻人的起跑线变得模糊。

努力,也不再自动转化成价值。

AI正在抢走“第一层工作”

第一层工作,是那种一上手就能看到产出的任务,比如总结、整理、写初稿、做PPT、找资料。

过去靠这些任务就能证明“我很能干”。现在AI做这些几乎没有成本,而且更快。

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消失了,而是因为它们不再代表价值。

浓浓的挫败感:努力和结果不对等

数字背后有一个隐形逻辑:你越努力掌握那些能用AI替代的技能,你的价值感就越容易被稀释。

这给人带来挫败感。努力不再是保障,而是一种不稳定的筹码。

这也是年轻人与AI矛盾的关键节点:越需要它,越觉得自己变得廉价。

工作还在,只是需要的人变少了

AI带给我们的最大礼物,可能并非是效率工具,而是一次重新定义工作与生活关系的契机。

材料里有一组数据矛盾又讽刺:

52%信任AI,说明AI已经融入学习和工作;但59%感到被威胁,这说明AI的融入是“替代式”的。

这是一个越来越真实的趋势:未来的岗位不会消失,但一个岗位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人。

当基础产出被自动化,工作会从执行转向判断、选择、创造、决策。

而这些位置,本身就不多。

未来不是没有他们,而是未必轮得到他们来决策。

我们被迫思考:如果机器能做一切,那么我活着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取代的才能究竟是什么?

AI没有夺走未来,而是改写了未来的入口

AI并不是突然施加在年轻人身上的一场危机,而是一种正在重排秩序的力量。

它没有摧毁工作,也没有宣告谁会被淘汰,但它在悄悄改变我们的思维——

什么样的能力还能代表价值?什么样的努力还能通往未来?

这一代年轻人的处境因此变得微妙。他们是最早掌握AI的群体,也是最早意识到会用并不等于足够。

他们知道工具很强,也知道工具的强大。

这不是恐慌,更像是一种被迫提前的成熟。

未来不是“顺理成章”,而是需要重新争夺。

AI 的出现让未来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近到必须开始思考“我在这里的位置是什么”,近到让这一代人在还没站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面对未来的重量。

而这种重量,正在成为他们共有的情绪底色。

∞ 美商品期货委员会撤回“过时且过于复杂”加密指引 为新规腾挪空间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近期宣布撤回关于虚拟货币“实际交割”(actual delivery)的旧有指引,标志着该机构在数字资产监管框架上进一步调整方向,配合美国加密资产监管环境的整体演变。这份自2020年起实施的指导文件曾对零售商品交易中虚拟货币在何种条件下可被视为“已交割”作出规定,重点围绕当时仍较为初级的受监管基础设施以及比特币托管和结算安排。

CFTC代理主席卡罗琳·D·范姆(Caroline D. Pham)表示,撤销这份“过时且过于复杂”的指引,有助于消除对加密行业造成不必要负担、抑制创新的规则障碍,为与当前市场现实和新立法相匹配的新指导让路。

范姆指出,在保障美国投资者安全的前提下,监管机关同样希望扩大合规市场的可及性,并通过更清晰的规则支持受监管的数字资产业务发展。在2020年指引出台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聚焦稳定币和数字资产市场的《GENIUS法案》,CFTC也向受监管的现货交易敞开大门,代币化资产逐步成为大型金融机构业务布局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CFTC工作人员认为旧有“实际交割”框架已经难以反映当前市场结构和技术形态,与总统数字资产市场工作组此前提出的加强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力的政策建议不相适应。本次撤销被视为落实上述建议、更新监管思路的一环。

此次动作也是CFTC在12月一系列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推动更多加密活动“上岸”,纳入联邦监管视野。本月早些时候,CFTC推出一项试点项目,允许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资产作为受监管衍生品市场中的合格抵押品,同时对期货佣金商(FCM)提出更细致的报告和风险管理要求,包括每周披露客户账户所持数字资产明细,并就与代币化抵押品相关的重大事件及时通报监管方。这一架构旨在在试行阶段为监管机构提供充足的运营与托管风险可见性,同时给予市场参与者在保证金账户中使用加密资产的测试空间。

在抵押和资本监管方面,CFTC还发布“无异议”(no-action)立场,允许期货佣金商接受包括支付型稳定币在内的非证券类数字资产作为抵押,同时澄清相关资本充足率和客户资产隔离要求如何适用。与此相对应,工作人员同步撤销了自2020年沿用至今、限制数字资产用作抵押品的一系列限制性安排,为更多类型的代币化资产纳入合规抵押体系扫清障碍。这些举措共同体现出监管方在强化风控前提下,为数字资产在传统衍生品体系中寻找制度化定位的思路。

在现货市场方面,CFTC也首次批准受联邦监管的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资产现货交易,进一步扩展其监管触角。美国本土衍生品平台 Bitnomial 将在CFTC全面监管之下,推出集现货、永续合约、期货与期权于一体的综合交易服务,并通过统一保证金与净额结算机制,降低不同产品间的重复抵押需求。范姆表示,扩大在CFTC监管之下的现货业务,不仅为美国交易者提供相较离岸平台更安全、透明的选择,也为本土机构在避免州际监管碎片化的环境下开展业务创造条件。

CFTC的政策调整也延伸至预测市场等新型业务形态。加密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在升级其合规体系、收购取得注册资质的平台之后,获得CFTC批准在美国重新上线服务,显示出监管方在严格合规要求与创新场景试点之间寻求平衡。与此同时,Gemini 交易所取得指定合约市场(DCM)牌照的申请也获批,为其推出预测市场产品并进一步拓展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资产期货、期权及永续合约业务扫除监管障碍。Gemini 早在2020年便提出相关申请,先于近年来预测市场和相关产品热度的再次升温,这也体现出传统合规机构对该领域的长期布局。

从整体上看,CFTC在撤回旧有“实际交割”指引、扩展试点项目和放宽抵押规则的同时,强调将继续提升对数字资产市场的监管能力,而非简单地阻挡新技术在金融体系中的落地。通过不断更新监管框架以适应代币化、稳定币与预测市场等创新形式,CFTC试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更多与加密资产相关的交易活动进入透明、可监管的合规市场,从而在全球数字金融竞争中维护美国市场的制度优势。